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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政府在于增进幸福

[ 字体: 时间:2011年09月20日 稿源: ]
     近年来,关于幸福或幸福感的探讨引起了政府、学界等方面的关注。相比于一味追求GDP,关注幸福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从政府责任和打造责任政府的角度出发,笔者以为,除了要关注人民的幸福感,似乎更应该重视人民的“不幸福感”,在治理区域中减少一个贫困人口,比增加一个百万富翁更有意义。

  增进幸福就是免于不幸

  尽可能地提升治下之人民的福祉无疑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量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国内的每一个人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涂炭。问题是,对于福祉或福利该怎样来理解?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将其理解为“增进幸福”,也可以从反面的、消极的角度将其理解为“免于不幸”。不过,从施政实践的可操作性、从政府向人民履行责任的基本取向出发,笔者认为,应该立足于后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政府的责任不是要保障其治下的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幸福”,而在于尽可能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免于不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幸福作为一种感受和体验,它与每个人的具体“欲求”(wants)相联系,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带来了两个结果:其一,从“欲求”的性质讲,人的追求目标不同,价值观不同,幸福的体验和感受也就不同,因而幸福感具有巨大的个别差异,而政府的行为不可能一一照顾每个人千差万别的“欲求”,从而保障每个人获得各自的“幸福”。其二,从“欲求”的水平讲,欲求水平越低,越容易得到满足,也就越容易有幸福感。调查表明,在亚洲各国中,幸福感最高的不是经济发达程度最高的日韩,而是印度;在我国,农村人的幸福感普遍比城里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高出三倍多。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现象。

  不幸福与需求相关联

  如果说,“幸福”与每个人的具体“欲求”相联系,那么,“不幸福”则主要与人类的基本“需要”(needs)相关联。不幸福就是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状态和体验。与“欲求”之高度的主观性、个体性不同,“需要”具有相对客观、普遍的标准和量度。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得明确:“‘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求’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而产生的多种喜好……社会的首要义务是满足必需要求,否则个人便不能成为社会的完全‘公民’。”贝尔主张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保障”,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满足,从而使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谁的生活如果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水准以下,他就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尊严和体面,就是不幸,这对于一个有责任的政府来说,是不能容忍的。随着经济社会本身的发展,“需要”也会相应提升,但是它有一个相对客观的限度,这限度就是经济社会本身的发展水平所许可的、全体社会成员均能享受到的,并且也是每个社会成员要正常地适应和参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状态。举例子来说:在传统简单的农业社会中,不识字、不掌握今天必须掌握的那些基本科学知识和技能,并不妨碍一个人适应和参与社会生活,也不妨碍他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因此,在传统简单的农业社会中,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就不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得到保障的基本“需要”;但是,在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就寸步难行,根本无法成为社会中合格的成员,因此,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也就成为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而为每个公民提供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也就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责任。